史为民一下听蒙了。听蒙不是一下告这么多人让他蒙，而是后边还有一个“我自个儿”。哪有自个儿告自个儿状的？史为民判定，这案子不简单，一时半会儿说不清楚，低头看了看表，已经八点四十，便说：
“既然你找县长，我给你喊去。”
转身向政府大门里跑去。他跑一是为了脱身，好去参加“世外桃源”的剪彩；二是参加剪彩，身上一身米粥不合适，得去办公室换身衣服。李雪莲上前一把拉住他：
“别跑哇，我看你就是县长。”
史为民抖着身上的粥让她看：
“你咋看我像县长？”
李雪莲：
“我打听你的车号了。车上坐的是你，你就是县长。”
史为民：
“县长的车，坐的不一定是县长，我是他的秘书。你案情这么大，我做不了主，我给你喊县长去。”
李雪莲只好撒了手。史为民一溜小跑回到办公室，一边换衣服，一边让人给信访局长打电话，让他来县政府大门口，处理一个妇女告状的事；换完衣服，另坐一辆车，从县政府后门出去，去参加“世外桃源”的剪彩。
一天无话。到了晚上，史为民又去县宾馆陪从省里到市里来的七八拨客人吃饭。车到了县宾馆门口，县信访局长在台阶上站着。县信访局长姓吕。史为民已经忘了早上妇女告状的事。见史为民下车，老吕高兴地迎上来：
“史县长，你要支持我的工作。”
史为民：
“啥意思？”
老吕：
“市信访局张局长一会儿就到，安排在888包房，你待会儿过来打个招呼。”
史为民一愣：
“没听说老张要来呀。”
老吕：
“临时打的电话。平常我就不麻烦你了，现在是关键时候，市里第一季度的信访评比，就要开始了。”
史为民伸着指头：
“你这是第九摊。”
老吕：
“喝三杯就走，你能到场喝三杯，咱就能评上头三名。”
又说：
“这可牵涉到维稳呀；一个县维稳出了问题，摘的就不是我信访局长的帽子了。”
史为民：
“我待会儿去一下不就是了，还用拿帽子来吓唬人？”
老吕笑了。这时史为民突然想起早上在县政府门口告状的妇女，便问：
“对了，清早拦车告状那个妇女，是咋回事？”
老吕不在意地挥挥手：
“一个泼妇，让我赶走了。”
史为民一愣：
“拦车不要命，写那么大一个‘冤’字，咋说人家是泼妇？”
老吕：
“‘冤’字是不小，芝麻大点事。”
史为民：
“啥事？”
老吕：
“去年离婚了，如今又后悔了，非说去年的离婚是假的。”
史为民：
“这么点子事，咋要告那么多人呢？她告的可都是法院的人，是不是她找了法院，法院不作为呀？”
老吕：
“我问过法院了，法院不是不作为，正是作为了，她才告法院。她说离婚是假的，法庭经过核定，离婚却是真的，能因为她告状，法院就违法给她再判成假的吗？”
史为民倒替李雪莲发愁：
“到底因为什么，离过婚又后悔了呢？”
老吕：
“就算后悔，也该去找她前夫闹呀，咋找上政府了？又不是政府跟她离的婚。”
史为民倒“噗啼”笑了：
“人家告状一肚子气，你还说这种风凉话。”
这时省水利厅一个副厅长由本县一个副县长陪着，到了宾馆门口。史为民撇下老吕，忙笑着迎上去，与副厅长握手，一块儿步入宾馆。
九
李雪莲头顶“冤”字，在市政府门口静坐三天，市长蔡富邦才知道。一个人静坐三天蔡富邦没发现并不是蔡富邦视而不见，而是他到北京出差了。待从北京回来，才发现市政府门口有个静坐的。周边围满围观的人。到市政府上班的工作人员，倒要推着自行车躲开这人群。蔡富邦见此大为光火。蔡富邦光火不是光火李雪莲静坐，而是光火他的副手、常务副市长刁成信。蔡富邦去了北京，刁成信并没出差，竟让这件事延续三天，自己不处理，等着蔡富邦回来处理。市政府的人都知道，市长和常务副市长有矛盾。说起矛盾，蔡富邦又一肚子苦水，因为这矛盾不是他造成的，而是历史形成的。十年前，两人都是县委书记，那时两人关系还不错，常常串县喝酒；后来一起提的副市长，按姓氏笔画排列，刁成信还排在蔡富邦前头；后来交替上升，一个当了市委宣传部长，一个当了组织部长；再后来，蔡富邦走到了刁成信头里，当了市委副书记，刁成信当了常务副市长；再后来，蔡富邦当了市长，刁成信原地未动，成了蔡富邦的副手；两人贴这么紧地你上我下；或者，你上了我就不能上；没有不服气，也有了不服气；没有积怨，也有了积怨；不是对头，也成了对头。当然，对头并不在表面，会上两人仍客客气气；但在背后，刁成信常常给蔡富邦使绊子。一个人在市政府门口静坐三天，还迟迟不处理，等蔡富邦回来处理，只是众多绊子之一。蔡富邦对刁成信光火不是光火他使绊子，而是怪刁成信愚蠢，没长脑子。两人的交替上升，并不是蔡富邦决定的，而是省里决定的。如你想当市长，最聪明的做法，是支持蔡富邦的工作，使蔡富邦早一天升走，你不就是市长了？这样磕磕碰碰，刀光剑影，市里的工作搞不上去，蔡富邦永远是市长，你永远还是常务副市长。什么叫腐败？腐败并不仅仅是贪赃枉法、贪污受贿和搞女人，最大的腐败，是身在其位不谋其政。比这更腐败的，是像刁成信这样的人，身在其位在谋反政。更大的腐败是，刁成信明明在反政，你还奈何不了他，因这常务副市长不是蔡富邦确定的，同样也是省里确定的。比这些更让蔡富邦生气的是，刁成信使绊子不看时候。目前，市里正在创建“精神文明城市”。“精神文明城市”，全国才有几十个。成了“精神文明城市”，市里的形象就会大为改观，投资的硬环境和软环境，就有了一个明显的说法；与外商谈判，招商引资，也多了一个筹码。为筹办这“创建”，蔡富邦花了一年的心血，整治了全市的公园、街道、地沟、学校、农贸市场和棚户区；全市挨街的楼房，外立面都新刷了一遍。准备一年，就等一天；再有三天，中央和省里管“精神文明城市”创建的领导小组，就要来这里验收。为了这一天，蔡富邦又提前一个月，让全市的干部市民，上街捉苍蝇。机关干部，规定每人每天交十只苍蝇，跟年终考核联系在一起。苍蝇不禁捉，半个月之后，干部们十只苍蝇的指标就完不成了，个个怨声载道。而怨声载道中，全市确实不再飞一只苍蝇。蔡富邦知道怨声载道，但不过枉就不能矫正。捉过苍蝇，又让小学生唱歌，老太太跳舞。这回蔡富邦去北京，就是汇报“精神文明城市”的创建成果；回来，就准备迎接“精神文明城市”创建活动领导小组的到来。没想到一回到市里，市政府门口有一个静坐的，而且已经坐了三天，还没人出来管。说句不好听的，全市的苍蝇都消灭了，市政府门口，却出现了一只大苍蝇；这不是故意给“精神文明城市”创建活动抹黑吗？蔡富邦一到办公室，就把秘书长叫过来，指指窗外的市政府大门口，一脸恼怒地问：
“怎么回事？”
秘书长瘦得像根竹竿，抽烟，脸显得蜡黄，唯唯诺诺地说：
“一个告状的。”
蔡富邦：
“我知道是个告状的，听说坐了三天了，咋就没人管？”
秘书长：
“管了，不听。”
蔡富邦：
“刁成信这几天没来上班吗？他就视而不见吗？”
秘书长不敢挑拨领导之间的矛盾，忙说：
“刁市长管了，还亲自找她谈了，还是不听。一个妇道人家，围观的群众又多，不好动用警察，那样影响就更不好了。”
蔡富邦心里稍平静一些，但脸上更加不平：
“多大的事呀，工作做不下来，杀人了，还是放火了？”
秘书长：
“没杀人，也没放火，屁大点事。这妇女离婚了，又后悔了。我想，大概想找补点钱呗。就是事儿小，倒不好管；如是杀人放火，倒好办了。”
蔡富邦：
“哪个县的，县里就不管吗？”
秘书长：
“县里也管了，管不下来。这妇女现在不是告一个人，是告许多人。”
蔡富邦：
“都告谁呀？”